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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十六浦朱德传: 六、远涉重洋追求真理

文章作者:集团文学 上传时间:2019-05-16

  一九二二年六月初旬的一天,朱德乘坐的江轮离开重庆朝天门码头,缓缓地向下游驶去。

朱德是从一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人中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民族英雄璀璨群星中的一颗巨星。 “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 1886年,朱德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佃农家庭。此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朱德的思想早早地“慢慢开展了”,理解了“读书不忘救国”的道理,并且“已经懂得问国家事”。他立下了“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的远大志向,苦苦思索和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08年春,受了两年新式学堂教育的朱德,回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但“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一年下来,他“对社会上新旧势力的斗争,政治上各种阴谋压迫都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新的发展感觉到更需要”。他觉得“教书不是一条生路”,下定决心去云南,投笔从戎。“决心是怎样下的呢?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 “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1909年,朱德远赴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他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他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参加了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成为滇军名将。 但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黑暗,也没有能使朱德实现理想。“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赶跑了,纵然想要继续努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他们迷失方向了。”朱德认识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法解决中华民族出路问题,不能救中国。 真正使朱德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是五四运动。运动的浪潮把大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带进泸州。朱德从这些书刊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他对这些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眼界被大大打开了。从1919年下半年起,朱德就和好友孙炳文埋头书斋,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刊物,讨论他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他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探寻中国的前途,感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 书刊中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希望。”“凡是我能找到的有关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材料,我都读了。”他对于“苏联那种‘不做工不吃饭’的办法很感同情”,认为“单吃饭不做工,就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虫”。他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那时我已认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唯一的出路了” 1922年3月,朱德离开云南,寻找救国救民真理。5月下旬,他应原川军总司令刘湘和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之邀,抵达重庆。杨森以师长之位留朱德共事。朱德以将要出国为由,婉言谢绝。刘湘以出国浪费时间和金钱为由,劝朱德赴峨眉山休养。朱德表示这是以往失意军阀政客的所谓“韬光养晦”之举,不屑仿效。6月,朱德乘船抵达上海。他阅读了朋友送来的书报杂志,了解了“有关新的工人运动和领导运动的共产党的消息”,产生了要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加入这一组织的愿望。在上海,朱德没有找到共产党,他决定去北京继续寻找。7月,朱德抵达北京,见到了阔别近两年的孙炳文。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在北京也没有找到共产党的负责人。不久,他得知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在上海,便和孙炳文启程返回上海。他们先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要求朱德组织滇军到广东攻打军阀陈炯明,并答应先付军饷10万元。但朱德以决心出国为由,婉言谢绝了孙中山。孙中山建议他去美国留学。但朱德“已认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唯一的出路了”。他说:“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他告诉孙中山:“我们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省港大罢工的胜利和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向我们证明,共产党人知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几天后,朱德拜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他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但像朱德这样在旧军队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在以前还不曾有过。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没有实现,只能按计划和孙炳文一起到欧洲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 1922年9月,朱德同孙炳文等人一起远渡重洋,前往欧洲。此时,他已经36岁了。 10月,朱德抵达巴黎。他听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旅法组织,其主要组织者周恩来住在德国柏林。他便和孙炳文立即赶赴柏林,找到了周恩来的住所。这是朱德一生中特别难忘的日子。抗战初期,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采访朱德后详细描述过那天会面的场景。 “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两眼闪着光辉,面貌很引人注意,称得上清秀。可是,那是个男子汉的面庞,严肃而聪颖,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 “朱德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的革命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的脚底下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之后,朱德以“候补党员”身份旁听参加党组织的学习讨论会,会后由党组织安排专人帮助学习。 11月,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朱德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的伟大道路,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共产主义崇高事业。 以革命之忧为忧,以革命之乐为乐,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 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崇高理想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和重大挫折,朱德始终没有动摇。越是危难关头,他越是信念坚定。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失败,朱德所部孤立无援,他挺身而出,稳住军心,斩钉截铁地说,黑暗是暂时的,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延安时期,为了鼓励干部学习,党中央曾规定以马克思的生日5月5日为“干部学习节”,他被评为第一届学习节的“模范学生”。 80岁时,朱德还坚持研读党中央规定学习的32本马列著作。他说,“学习马列主义,第一便要求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认识世界”,“第二个要求,便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把理论运用在实践中来改造实际,从改造实际中更加丰富了发展了理论的内容”。 89岁时,他亲笔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以铭志。90岁时,他又写下“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的诗句。在临终前不到两个月,他看到《共产党宣言》新译本后,不顾年高体弱,驱车到中央党校,看望参与翻译的同志,一起交流对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心得。 在去世前他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朱德逝世后,康克清遵照他的遗愿,将两万多元存款,全部作为党费交给组织。 (作者系朱德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秘书长)

  当朱德从南溪来到重庆时,他这个没有一兵一卒的“败军之将”受到了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的热情款待。

  杨森是四川广安县(和仪陇同属顺庆府)人,早年也是从顺庆府中学堂毕业的。一九一三年加入滇军,同朱德共事。护国讨袁时又同赴四川作战,后担任入川滇军第二军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一九二○年才脱离滇军转入川军。他同朱德素有交情,对朱德的作战指挥能力深为佩服。这时,杨森正在准备同川军熊克武部作战,所以,极力挽留朱德,井以师长一职相许,希望朱德能助他“一臂之力”。朱德表示自己已决心出国学习军事,婉言谢绝杨的请求。杨森再三相劝也无济干事,只好表示希望朱德学成后再回来,一定虚席以待。

  船到上海,朱德在一位旧友的帮助下住进法国租界内的圣公医院把烟戒了。七月初,朱德乘上火车赶到北京,在宣武门外一所宅院里见到阔别两年的孙炳文。

  朱德这次出来,目的就是为了寻找革命的出路。从四川来到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了。他在上海参观了许多家小工厂,看到了工人们的悲惨生活,也看到了饿死街头的贫民。他说,有一件事我敢确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①在北京,由孙炳文陪同,他游览了这座明清两代帝王的古都,也看到了这个古都到处充满着腐败。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年了。孙炳文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相识,他告诉朱德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的消息。朱德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定只有这个党才能给苦难深重的中国指明出路,决心要找到这个党,并成为它的一名成员。

  不久,朱德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大同和张家口旅行后,经过北京返回上海,去找正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

  第二次来到上海,朱德和孙炳文、金汉鼎先见了孙中山。孙中山比他要大二十岁,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景仰的革命先行者。这年六月间,孙中山所依靠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八月初,孙中山被迫从广东来到上海。朱德虽然同情孙中山此时的处境,但是,十多年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孙中山希望借助一部分军阀的力量去打击另一部分军阀的做法已不再相信。孙中山提出,要朱德和金汉鼎回到已移驻广西的滇军中去,组织滇军到广东攻打陈炯明,并答应先付给军饷十万元。金汉鼎接受了这个要求。朱德却表示已决心出国学习,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要求。孙中山又向他建议,如果要出国学习,不如到美国去。朱德诚恳地回答他:“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当然欧洲国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

  ②孙中山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

  几天后,朱德又在上海闸北的一所房子里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像朱德这样在旧军队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在以前还不曾有过。“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③这一次会面中,陈独秀的冷淡态度给朱德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他在十多年后谈到这次会面的情况时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④陈独秀没有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使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到国外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

  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离开吴淞口,驶入烟波浩森的大洋。和朱德同船前往欧洲的除孙炳文之外,还有房师亮、章伯钩、李景泌等十多人。这时,朱德已经三十六岁,在同行人中他和孙炳文的年龄是最大的。

  邮轮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槟榔屿、科伦坡,沿着亚洲大陆的西海岸,横穿印度洋,经过非洲的东海岸,进入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他同船出国的李景泌回忆说:“这只船每到一个城市,停留的时间不等,有的停半天,有的停一天,有的停二天,甚至还比二天多的。我和朱德每到一个城市都要下船去耍一次,稀奇事确实见到不少,总算是大开眼界。”⑤沿途的见闻使朱德感到惊奇,国外并不是如他在国内时想象的那么好。在南洋,许多从国内到这里谋求生计的人们过的依然是穷困不堪的日子。马路两旁,富人的花园、洋房同贫民的破屋陋棚形成鲜明的对照。殖民地民众充当“亡国奴”后的悲惨遭遇,给了他强烈的刺激。特别是看到非洲国家的黑人的生活状况后,使朱德痛感“世界上的悲惨的事情不单单是在中国。”⑥经过四十多天的航行,邮轮终于在法国南部的港口马赛停岸。当天,朱德和他的同伴换乘火车来到巴黎。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欧洲,给予朱德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之一,但到处也是一幅残破不堪的景象,衣不蔽体的乞丐很多,战争的恐怖和颓丧的情绪依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这都是他在国内时没有完全想到的。

  在巴黎停留期间,朱德和孙炳文住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家中。他们听说中国留法学生中已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旅法组织,主要组织者叫周恩来。当他们打听到周恩来已到德国去的消息后,便乘上驶往德国的火车。

  十月二十二日,朱德和孙炳文到达柏林。他们立刻按照打听来的地址找到了周恩来的住所。抗日战争初期采访朱德的史沫特莱曾听朱德向她详细地描述过那天会面的情景。

  对朱德说来,这确实是他一生中特别难忘的日子。史沫特莱记述道:“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们(指朱德和孙炳文)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两眼闪着光辉,面貌很引人注意,称得上清秀。可是,那是个男子汉的面庞,严肃而聪颖,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

  “朱德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的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的脚底下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⑦十一月,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需要,他作为秘密党员,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

  初到德国,朱德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不通,既不能直接同德国人会话,又无法阅读德文的书籍,而当地所能看到的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多是德文版的。因此,在柏林的半年时间里,朱德把主要精力放在顽强地学习德文上。这对已经三十六岁的他说来,是需要有很不寻常的决心和毅力的。

  尽管如此,朱德并不把自己整天关在屋子里。他买了一张柏林地图,每天带着它出去走。沿路遇到博物馆、学校、画廊、啤酒店、餐馆,或是准许他进去的工厂,都要去看看。他访问议会,游览公园,参观教堂,走访普通人的家庭。他还去看歌剧,听音乐会。那时的柏林,他几乎都走遍了。朱德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

  “那时旅行还多带有军事的眼光,一过那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要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⑧阅读德文书籍,比掌握一般会话更困难一些。但他借助字典,慢慢也能读了。他所买的德文书已经存有几箱子。在柏林,他所来往的主要是一些青年学生,上层人士除邓演达外很少接触。他确实在过一种新的生活。

  一九二三年五月四日,朱德移居到德国中部的哥廷根⑨,哥廷根这个城市很小,当时人口只有四万人。那里有四十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十多个。朱德住在文德路八十八号。这幢楼房的主人是一个曾在德皇军队中担任过将军的男爵,朱德选择住在这里就是为了可以请男爵向他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法。他很重视自学,买了许多德文的军事书籍来读,其中包括一套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报纸汇编,共一二十本,潜心研究国外的军事历史。

  参加每星期三举行的党小组会,是朱德在哥廷根的一项重要活动。党小组的成员有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郑太朴等,后来又有邢西萍(徐冰)、阚尊民(刘鼎)。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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