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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死因揭秘 曝其与江泽民特殊师生情

文章作者:历史 上传时间:2019-11-08

第四份万言书的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于1997年初邓小平去世之际流传开来。这份万言书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单,名单中包括许多著名媒介、经济学家、法学家、作家等。万言书要求对他们采取严厉行动。

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上流传四份万言书,几乎都有同一个观点: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导致社会主义变质、执政党变质、孳生资产阶级的渊薮。 第一份万言书《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流传于1995年初,说私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把共产党“连锅端”。 第二份万言书出现在1995年夏秋,题为《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称国内由于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和平演变危险大大增加。 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1996年底问世。该文反对国务院制定的“抓大放小”的方针,说为了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要保住所有的大中小国有企业。 第四份万言书的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于1997年初邓小平去世之际流传开来。这份万言书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单,名单中包括许多著名媒介、经济学家、法学家、作家等。万言书要求对他们采取严厉行动。 这四份万言书后来在香港结集出版,冠名《北京地下‘万言书’》,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内地。其矛头所指,是邓小平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其思想指向,一言以蔽之,是反对改革开放,提倡阶级斗争,恢复极“左”路线。文章的语气、内容到理论的高度,使人觉得大有背景,引起不少猜测。有一个地方的书记看到万言书之后,心有余悸,推迟了本来要召开的一次扩大开放的会议,表示看看北京的情况再说。 不管怎样,“万言书”宣扬的观点是不得人心的。许多人或写文章,或发表谈话进行反驳,其中最尖锐的是《交锋》。因为《交锋》犀利的文字刺中了“万言书”的要害,“万言书”的作者及拥护“万言书”的人发起了对《交锋》的围剿,在北京三杂志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对《交锋》进行谩骂攻击。 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来到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这是针对万言书明显的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倾向,表达了中央意见。这一年9月召开的十五大明确宣布“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摘编自《解放——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大论战》)

1997年2月,也即旧历丁丑年正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益迫近终点:邓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可是“狼”真的来了。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征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呢,”吴蔚然说,“到后来,越来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发不可收拾。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上喝一杯茶,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这里有一个办公桌,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他喜欢散步,对他来说,那是锻炼,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说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被贬、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惯,那条着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来的。现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这么一条小路。每天上午10点钟,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王士斌精心丈量过这个院子,说它长50米,宽40米,绕院子一圈是188米。还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他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他的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不过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十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的新华门,经过熙熙攘攘的西单路口、复兴门和军事博物馆,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李鹏去了辽宁,李瑞环去了海南,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朱镕基去了重庆,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多少年来,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行踪,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们,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那时候老百姓谈论的事情大体就是这些,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真正在医院里的不是什么“遭车祸身受重伤的处长”,而是一代伟人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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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对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吉祥和丰年。可是在三○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栋小楼的顶层,一条汽车匝道从地面一直延伸上来。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告诉他,这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十二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五年以后,黄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他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黄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或者跟医生护士述说怎么难受,有时候还会发脾气。可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他的亲人坐在沙发上,意识到大势已去,全都呆若木鸡。整座楼一片寂静,就像是死神已经降临。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唯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在心里这样说。

澳门十六浦,可惜没有奇迹。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喘息。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按照规则,还应向新闻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觉得不能惊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稳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上午,乔石按原计划主持了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三个条约和两个协定。前一天,李鹏还会见了美国前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现在,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非到别人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成形的。当时她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听见了没有!”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是21:08。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

24日,星期一,早上9:34,一辆面包车驶出医院,载着灵柩,披着黑纱,在警车护卫下,缓缓西行。街两边站满人群,灵车一过,悲声四起,蓝天忽然阴云密布,哀乐徘徊在都市上空。从五棵松到八宝山殡仪馆,有2500米。笔直的一条大道,连个弯也没有。1949年共产党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便拓宽了这条路,普通的百姓老爱说它是“黄泉路”,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喜欢说这是“去和马克思做伴的路”。从那以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这条路上,最早是任弼时,然后是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然后是胡耀邦和陈云,而这时,邓小平也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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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没有人把1997年和1976年混为一谈。毛泽东去世时,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弥漫在全中国。那时候中国人心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领导了那么久,现在谁来领导我们呢?”可现在,中国人还会有那种恐惧升起的感觉吗?老百姓似乎挺平静,没有震动,没有抽泣,没有眼泪,也没有那么多想入非非。“他走了,总会有人来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这样说着,打开收音机,里面流淌出一首新的颂歌:

我们唱着东方红,

当家做主站起来;

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

改革开放富起来;

继往开来领路人,

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浪漫情怀。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着已经化做灰烬的伟人。他的亲属、生前好友、党的高级官员守护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后面,只等舱门开启,便一把骨灰,一把鲜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鲜花,纷纷撒向蓝天,让它们随风飘去,落在海中。毛泽东的后人把他留在天安门广场上,让后人世世瞻仰;邓小平却让自己葬身大海,从此杳无踪迹。在我们的记忆里,只有他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来,和他同在一个境界中。

飞机载着生者缓缓着陆,卓琳走下来,步履迟缓,身上一袭黑色丧服是特别制作的,这证明她对这天的仪式万分珍重,但是她只用简单的几个字就把围着她的记者打发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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