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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我国田野考古的态势和特点

文章作者:历史 上传时间:2019-05-10

  2012年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于6日、7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区市文物考古部门的领导、代表,部分高等院校代表,以及文物考古界知名专家学者会聚一堂,总结两年来我国考古工作的经验成果,共商“十二五”期间考古事业发展大计。

以野外调查、勘探和发掘为主要内容的田野考古,是近代考古学最基本的特征,是考古学发展的原始动力。自20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学在我国诞生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田野考古无论在理论、方法还是技术、手段等方面都不断进步和完善,极大地推动了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和考古事业的繁荣发展。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我国的田野考古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其规模前所未有,其理念、方法和手段不断创新,其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重大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和鲜明的时代特点。

   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对过去两年我国文物考古工作事业取得的突出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考古工作是我国基本建设考古主力军,是大遗址保护先行者,是田野及水下文物的捍卫者,是文物普查工作的生力军。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职业操守,以坚定毅力工作在考古一线,值得敬仰。

基建类考古依然是田野考古的主战场

  国家文物局工作报告总结了过去两年文物考古工作的主要成就: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实物资料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学科,而这些实物资料是通过田野考古尤其是考古发掘获得的。因此,田野考古最初是为了获取考古学研究所需的古代实物资料而出现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形成了不同的田野考古类型。就我国目前的田野考古类型而言,总体上可以归为“主动性调查发掘”和“抢救性调查发掘”两大类,但根据其动因的不同实际上可以细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基于考古学研究的学术需要而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称之为“学术类考古”或“主动性发掘”,是最为传统的田野考古类型。第二种是基本建设过程中为使地下文化遗产免遭毁坏而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称之为“基建类考古”或“基建性发掘”。这种考古类型带有抢救性质,因此也往往被称之为“抢救性发掘”。但是,这种发掘又往往带有某种程度的主动性和计划性,因此与严格意义上的抢救性发掘还是有所区别的。这是50年代以来随着基本建设工程的大规模展开而形成的。第三种是“抢救类考古”或“抢救性发掘”,即古遗址和古墓葬等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因素被偶然发现或面临被破坏的危险的情况下进行的抢救性考古清理和发掘,往往是突发性的、被动的。第四种是为了大遗址(包括大型古遗址和墓葬群等)保护规划的制定、保护措施的实施以及展示而进行的考古勘探和发掘,称之为“文保类考古”或“保护性发掘”,主要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兴起而形成的。在管理上,一般将上述第一、四种类型归类为“主动性发掘项目”,第二、三种类型归类为“抢救性发掘项目”。

  一,基本建设考古成果丰硕,实现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双赢。广大考古工作者以高度责任心和强烈使命感,积极投入到三峡、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二线、京沪高铁、川气东送、瀑布沟水库、向家坝水电站等国家重大基本建设工程中,取得了丰硕成果。陕西西安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考古工作中,使用多种现代科技手段做好出土文物的现场保护工作,探索出文物保护全方位参与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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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遗址考古成绩突出,促进了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的开展。2010年至2011年,国家文物局共批复20余处大遗址的中长期考古工作计划,实施了40余项大遗址考古项目。考古工作者积极参与规划编制、保护工程实施、遗址展示利用工作,出谋划策,献计建言,切实做到了将考古工作贯穿于大遗址保护的始终。

新世纪以来我国田野考古的态势,一方面是田野考古类型趋于多样化,四种类型的考古活动同时并存、同时并举;另一方面是基建类考古依然是田野考古的主战场。十多年来,从三峡水库、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大型工程,到各地公路、铁路、机场建设和城市建设等,基本建设高潮的持续高涨,使得基本建设过程中的大量古遗址和古墓葬的发掘成为全国考古工作最迫切、最繁重的任务,全国田野考古的主要力量都投入其中。譬如,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批准的考古发掘项目每年数百项至上千项不等,其中基建性发掘项目占80%左右,直接反映出基建类考古是田野考古的主战场。另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三峡工程自90年代后期以来,全国110余家考古机构几乎全部都先后投入力量进行库区的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发掘遗址723处,累计发掘面积达180万平方米以上;南水北调工程,考古发掘面积累计达150余万平方米,占任务总量的90.8%。如此数量众多、规模巨大的基建类考古及其发现,极大地支援了全国的基本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直接推动了考古事业和各地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据统计(本文统计数据的时间为2001~2011年度),新世纪以来的“考古大发现”(指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计110项)中,46项属于基建类考古项目;“考古新发现”(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年度考古新发现”的入选项目,每年6项计66项)中,22项属于基建类考古项目;“重要考古发现”(指年度《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入选项目,计380项)中,有143项属于基建类考古项目,占总数的37%以上。其中,不少堪称重大考古发现,如湖南湘西里耶古城及秦简、陕西高陵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山东高青陈庄西周遗址等。基建类考古及其成果对文化遗产事业和考古学发展的贡献率之高显而易见。

  三,考古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初步建立了多方协作的管理机制。国家文物局通过推广《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等一系列举措,促进考古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各地文物部门强化立法工作,积极推动地方专项法规文件出台。国家文物局与国家测绘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签订了专项合作协议,并与湖北、四川、山东等12个省签署了文物保护领域的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考古、大遗址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等各项工作,与地方间的沟通协作进一步加强。

同时我们看到,主动性发掘项目虽然为数不多,但往往取得重要的学术收获。据统计,新世纪以来的学术类考古项目,被评为“考古大发现”者41项,占总数的37%以上;入选“考古新发现”28项,占总数的42%以上;入选“重要考古发现”130项,占总数的34%以上。很显然,学术类考古发掘及其成果直接推动了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和考古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学术支撑。文保类考古亦然。

  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成效显著,推动了重大课题研究和学术发展。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将考古学调整为一级学科,考古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结合中华文明探源、指南针计划、早期秦文化研究等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开展的考古工作日益深入,盐业考古、城市考古、佛教考古、手工业遗址考古成果令人瞩目。跨学科、跨行业合作加强,现代空间技术、测绘技术、数字信息采集和材料提取技术逐步推广,数字考古和实验室考古在湖南铜官窑遗址、甘肃马家塬墓地成功使用,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带动作用显著。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和范畴不断丰富,文化线路、文化景观、乡土建筑等纷纷进入考古工作者的视野,尤其是水下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绩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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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考古单位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办的“三星堆走进百所校园”公益讲座、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面向大众的考古传播网站“考古汇”上线、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官方微博开通,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促进了考古工作回馈社会民众。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社会上曾出现一种说法,“考古跟着盗墓走”。这实在是对我国田野考古活动的一种误读和误判。的确,不少地方盗墓活动猖獗,是事实;在有些古墓被盗或面临被盗掘危险的情况下及时进行的抢救性考古清理和发掘也确实存在,譬如山西绛县衡水西周墓地、安徽蚌埠双墩1号春秋墓、太原北齐徐显秀墓的发掘等,都是在墓葬被盗或盗掘未遂的背景下进行的考古发掘。但是,这样的考古发掘项目为数并不多,在整个田野考古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少。据统计,新世纪以来“重要考古发现”的入选项目中,严格意义上的抢救性发掘项目74项(基建类考古项目除外),仅占总数的19.5%左右,况且其中还包括相当数量的由于自然或建筑施工等原因被偶然发现并面临毁坏的古遗址和古墓葬。很显然,“考古跟着盗墓走”之说是根本无法成立的。

  会上,为2009-2010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获奖者举行了颁奖仪式,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浙江良渚古城2009-2010年的调查发掘、陕西西汉帝陵考古调查发掘4个考古项目荣获一等奖。

田野考古领域不断拓展

  据悉,国家文物局将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及切实做好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扎实推动大遗址考古工作,大力推进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及全面提升考古学学科发展水平,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各项工作等作为今后两年考古事业的重点工作目标。

考古学根据实物资料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学科性质、我国历史文献典籍的丰富、考古学传入后与金石学传统的结合以及考古学先驱们重建“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责任意识和浓厚的“史学情结”,使得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主要是从史前时代和夏商周三代考古开始的,并且长期影响着我国考古学的走向。但是,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逐步繁荣,田野考古的领域在逐步拓展,新世纪以来尤其明显,主要表现在时间的拓展、空间的拓展和内涵的拓展上。

(来源:新华网)

田野考古领域在时间上的拓展,主要是指秦汉及其以后历史时期考古的进一步加强,尤其是隋唐及其以后考古的逐步重视和开展。史前和三代考古是我国考古学的重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古不考三代以下”的观念和做法,已经远远不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文化遗产事业的需要。新世纪以来,秦汉及其以后历史时期的田野考古,无论是其项目数量还是重要发现都有所增长。据统计,“重要考古发现”入选项目中,秦汉及以后的项目有186项,占总数的48.9%,已近乎“半壁江山”。另一方面,隋唐及其以后历史时期考古逐步得到重视,尤其是明清时期田野考古逐步展开,并且不断取得重要收获,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事实上已经突破传统认识上的明朝灭亡的公元1644年而下延至19世纪末。譬如,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和辽上京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江西鄱阳县明代淮王府遗址等的重要发掘和发现,极大地丰富了隋唐以后历史时期考古的内容,并且为当地的文化遗产事业做出了直接贡献。晚近历史时期文化遗存的考古勘探、发掘和研究,也是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趋势之一。

田野考古领域在空间上的拓展,主要是指由陆地考古向水下考古的拓展。陆地无疑是田野考古的主要舞台,而江河湖海等水域同样也是考古调查和发掘的重要空间。我国自80年代后期开始起步的水下考古,新世纪以来获得了快速发展。迄今已经在11个沿海省市的近海海域、西沙群岛以及安徽、江西等地的内陆江河湖进行了水下文物调查,70余处沉船遗址得到确认,尤其是福建东海平潭碗礁1号沉船遗址、西沙群岛华光礁I号沉船遗址、广东南海I号古沉船的出水和广东南澳I号明代沉船遗址的发掘等水下考古,不仅获得了一大批有关宋代至明清陶瓷史、造船史、海上交通、对外贸易等的珍贵资料,而且在实践中初步形成了一套包括水下遗址定位、发掘清理、信息记录、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护等在内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水下考古操作程序、技术和方法。

田野考古领域在内涵上的拓展,主要是指发掘的内容扩展到以往少见或不见的文化遗存,几乎涉及到古代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世纪以来,以往作为重点的历代墓葬、史前聚落、历史时期城址以及某些手工业作坊址等的发掘在继续并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时,以往少有发掘的多种类型的文化遗存在田野考古中获得诸多重要发现。譬如,手工业遗存考古方面,山东渤海南岸盐业遗址群的调查和寿光双王城库区盐业遗址的重点发掘,使商周盐业考古取得突破性进展;甘肃肃北县马鬃山玉矿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是玉矿考古的首次成功实践;江西高安华林宋元明时期造纸作坊遗址和浙江富阳市泗洲村宋代造纸作坊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是我国以竹子为原料造纸作坊遗址的首次发现和发掘。又如,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宿州段和郑州段的勘探和发掘以及洛阳回洛仓和浚县黎阳仓的发掘,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调查以及码头、土桥闸和南旺分水枢纽遗址的发掘等,成为大运河考古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为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再譬如,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村落遗址、成都市江南馆街唐宋时期街坊遗址、河南叶县文集宋元时期的集镇遗址等的发掘,都极大地丰富了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内涵。

田野考古的学术课题意识进一步增强

田野考古作为整个考古学的基础,其学术目的是否明确,课题意识强弱与否,都直接影响到田野考古的质量和学术收获的大小。各种类型的田野考古中学术课题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成为新世纪以来田野考古的突出特点之一。

学术类考古,一般都具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完整的课题规划和技术路线,其学术收获和成果也是最突出的,新世纪以来我国许多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实施各种学术课题的过程中取得的。譬如,灵宝西坡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和墓葬的发掘、良渚古城的确认以及良渚遗址的多项重要调查和发掘、登封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大城城址的勘探和发掘、陶寺大型城址的确认以及多项重要遗迹的发掘、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发掘等一系列的田野考古,都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过程中进行的,都取得了重要收获。这样的项目不胜枚举。文保类考古同样如是,如西安秦阿房宫遗址的勘探和发掘、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遗址的发掘等。总体说来,每年主动性发掘项目(包括学术类考古和文保类考古)约占全部发掘项目的20%左右,但新世纪以来的“重要考古发现”中,主动性发掘项目的成果高达42%以上,可见其学术贡献度之高。

基建类考古和抢救类考古课题意识的增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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