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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庆富]试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

文章作者:历史 上传时间:2019-06-20

内容提要:一个民族所共同接受并遵从的价值观,集中地代表了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凝聚力的价值体系。本文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本族认同的价值观,社会行为规范外在化的价值观,民族传承物价值观的物质载体,以及文化传承的象征符号体系等四方面论述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关键词: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价值结构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0)01002010

现代性构建体现为一系列新的实践与制度形式,因此,社会的文化领域是无法缺位的。民族价值观反映了民族文化群体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种生存理念。现代性力量下任何民族都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性对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实际上成为市场经济的附庸;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从民族生机中心走向边缘。在文化互动中,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不是消解他文化的主体性,而是要建构本文化的主体性。


现代性视域下的民族文化价值观

价值是关于个体或群体所特有的、期望的显性或隐性的概念,它影响人们的思维、行为、手段、目标的选择。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斯基在他的《文化论》中指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指示了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就是研究文化的功能。(注:(英)马林诺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4页。)费孝通在阐释马林诺斯基的功能理论时说:把文化看作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人工体系,是马老师所开创的功能学派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是明白易懂的。文化是为人们生活服务的体系。人是体,文化是用,体用分明。这是个朴朴实实的观点,所以我称之为朴实的文化论。(注:费孝通:《从马林诺斯基学习文化论的体会》,《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页。)这种功能的需要实质就是价值论。马林诺斯基在他的一篇遗著中写道:价值是有机体为了满足其有机体之需要而对某些目标、规范以及有助于有机体欲求之满足的人的强烈而不可避免的附属品。(注:引自《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册《人类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275页。)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L.Croeber 18761960)和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 19051960)在探讨文化的概念时,最后的结论是把文化看做成套的行为系统,而文化的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注:参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页。)人们关于客观事物的价值观点和信念就是价值观。一个民族所共同接受并遵从的价值观,集中地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以及体现价值观的社会行为规范、物质载体,通过符号传承作用,涵盖着群体所共有的意义系统,形成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具有凝聚力的价值体系。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本族认同的价值观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是本族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或群体中的人们所共有的区分事物的好与坏、对与错,符合或违背人的愿望,可行与不可行的观念。每一种文化都提供一系列估价人类行为的范畴和标准。文化作为人类行为选择的标准体系,既是人类行为的直接结果,又是人类行为的指针。一个民族所共有的选择标准,就是这一民族的价值观。每个民族的价值观决定这一民族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集中地反映出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因而占据着民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因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大体可归纳为三个基本点:即以土地为基础的人生本位,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和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注:参见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7、258页。)

内容摘要:现代性构建体现为一系列新的实践与制度形式,因此,社会的文化领域是无法缺位的。民族价值观反映了民族文化群体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种生存理念。现代性力量下任何民族都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性对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实际上成为市场经济的附庸;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从民族生机中心走向边缘。在文化互动中,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不是消解他文化的主体性,而是要建构本文化的主体性。

关键词:现代性;民族文化价值观;文化承载着

作者简介:娜拉 ,女,内蒙古人,民族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民族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西北边疆地区现代教育的推进与民族文化互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BMZ050)。

民族文化价值观反映了民族文化群体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种生存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既包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也包括各少数民族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不能忽视对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探究。现代性力量影响下,传统与现代的调适、文化自觉成为文化承载者---民族所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现代性和价值观释义

源出于西方的学术话语---“现代性”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不同学科对“现代性”(modernity)内涵给予了特有的释义:从历史学角度,“现代性”是一个时间观念,标志着一种断裂和连续的统一,是连续中的断裂,其中贯穿着从科学技术来确定现代性。从社会学角度看,“现代性”标志着现代化进程中非传统因素的积累,是一种整个社会系统的变革。从洛克的“市民社会”到孔德的“三阶段理论”到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等,或从经济特征,或从政治特征来确定和度量现代性。从哲学角度看,“现代性”反映了一种资本主义文化发展逻辑。从心理学角度看,“现代性”是一种思潮,是一种精神状态。正如马克斯?韦伯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的论述,“现代性”是人们以新的伦理精神行动的方式和方法,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态、心境。韦伯从理性化角度描述了现代社会的整个系统发展历程,即现代化过程。这种由以传统农业社会到以法治、效率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包含着社会流动、城市化、科层化、大众传播和理性化等一系列指标特征和内容。其中,理性化是最突出的特征。 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是工业主义的内容及其衍生,是后工业的文化形态。工业化社会是对传统农业社会、传统文化生存形态的否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现代性”既是观念形态也是客观显现的制度化的存在,是社会生活模式、社会组织模式和人类的行为制度模式。[1]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全球化。全球化使得不同种族、民族的人们,都毫无例外置身于由现代化导致的同质化趋向威胁之下。

无论从范畴、现象描述、还是从线索梳理、结构剖析看,现代性都是涵盖了诸多方面展开的一项强大而持续的社会变革和精神变革。现代性构建则体现为一系列新的实践与制度形式,因此,作为社会的文化领域是无法缺位的。

关于价值观的定义,克拉克洪(C. K. Kluckhohn )的解释被视为经典:“价值是一种外显的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它影响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2]认为文化的核心是附属于传统观念的价值观,价值观即“价值取向”,“值得的”背后是一整套具有普遍性、组织性的观念系统。

在文化与价值观的关联问题上,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每种文化模式都有一种主要目的,一种主题,一种主导观念,表达着一种文化心理趋向,也可称之为文化价值观。“文化逐渐发展出越来越确定的选择标准,形成行动的驱动力,与这些驱动力相适应,文化特性的不同方面和行为领域也取一种越来越一致的外形。 ”[3]。功能-结构论从剖析文化的结构得出,任何具体的社会文化都是有机的功能整体,功能是一种要素为了整体的存续而发挥作用。[4]祁庆富先生认为,一个民族所共有的选择标准,“就是这一民族的价值观,每个民族的价值观决定了这一民族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集中地反映出一个民族独特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因而占据着民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5]可见,民族价值观是个多层次的观念系统,每个民族价值取向是民族群体在面对各种社会现象时所表现出的心理特征、态度的基本取向。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观念取向、心理习惯和行为模式是通过其成员代代实践活动而形成,民族文化价值观一旦被价值主体接受,便成为对民族群体进行社会活动起导向作用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模式,决定了民族文化群体意向、态度和行为。

二、现代性时空意义下的文化研究

中外现代性理论学派观点各异,但皆认为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在“一种不可逆转的快速时间框架中”。现代”一词就意味着现在和过去的时间断裂,现代性的时间意义要求对“现在”的直观必须转换为对“未来”的追求。现代技术社会的一个本质方向是基于反自然意义的人工化趋势。现代化对自然的改造与控制,包含着对作为人的改造与控制。现代性为一种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欲望所主宰。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始于上个世纪初期,它基于一种知识性的理论,意图建构出从民族国家的想象到现代生活的想象图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以“时间”为向度的现代性问题,已转为一个以“空间”为向度的全球性问题。与此同时,这一进程也是所有参与这个进程的文化体的重构性互动的过程。互动中不同文化体实际上都进行了新的、包容的认同重构。民族 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人们共同体,现代性视域下若想把握一个民族文化整体的意义,所谓“原生态”文化静态不再适合作为研究单元,而应代之以与其他的民族文化互动脉络场景下的研究。社会互动是人类存在的重要方式,文化移动和文化传播事实上是以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为前提。全球化不仅使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习俗风尚、生活方式等趋向于国际化,也将使文化探讨的课题、研究方法趋于一体化。就目前国内研究成果而言,文化研究虽然经历了多次热潮仍未能达成文化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统一,但文化互动研究具有以意识形态、学术自觉、民族文化主义相结合的特点。

三、现代性对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冲击

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变革。现代化这一技术化进程,是资本、权力和文化互动的复杂过程 ,现代性制度的维度主要包括劳动力和产品竞争之下的资本积累,信息控制和社会管理。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国家范围内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加,一种新的想象的共同体借助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可能确立并以此营造出使其自身得以存在的新的文化价值和认同。价值观作为文化的核心,以自身的变化深刻地反映着世界的变化。

文化变迁常常导致文化分裂,即原有的文化体系分裂为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文化是一种意义模式,它包含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态度以及看法,而意义、理解、态度及看法本身并不像自然实在那样仅仅通过实证的观察就能够认识而是需要阐释。[6]每个民族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认识生活世界的的知识系统,并融汇在民族生计方式、语言、宗教和习俗中,支撑着民族群体的心理和意识,通过共享的符号系统形成对本民族的认可。 “文化滞后”理论认为,文化先经历器物层面的变迁,以后经历制度层面变迁、最后到观念层面的变迁。在现代性挤压下,民族固有的文化模式失去了的权威性,民族价值观念、文化观念也必然处在磨擦、博弈之中。民族文化价值观作为渗透于民间生活方方面面并世代传袭的地方性知识积累成果在群体和个体主体意识中的表现,其变化通常滞后于社会生产发展。一般来讲,民族文化系统是以地方性知识为特征的一个意义系统,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但是它们不会超越所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文明发展水平。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基于农业经济与血缘宗法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以儒家倡导的仁孝诚信、礼义廉耻为中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成为中华民族代代传承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价值基础和根源,其价值取向可概括为:“以土地为基础的人生本位,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和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7]

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属自我封闭的传统社会,数百年一贯制的生活模式中,民族成员长期保持着浓厚的族群文化认同,集体主义是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民族成员往往具有依附性的人格特征----对乡土生活环境的依附,对血缘家族伦理的依附,对地方和族群传统秩序(如习俗控制、宗教控制)的依附等。现代性在促使社会转型的同时,还会直接引发文化危机。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即表现在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多元化,人们在利益分配机制与文化认识层面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社会转型,不仅包括社会形态、经济制度和政治秩序方面,而且也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精神追求方面。伴随现代性而来的强势文化扩张,使民族地区原有民族文化秩序遭到破坏。现代性不仅带来了社会结构变化,在文化上也带来了意识结构的变化,民族文化体系受到理性主义为表征的现代性的冲击。传统文化价值观是在特定的地域和文化情境中产生,民族群体作为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承载者持有共同的文化理念、共有的符号表达、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因此,在文化结构转型中,必然出现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和局部的文化生态失衡,文化群体成员在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选择上缺乏统一和认同。在现代性和现代理性的作用下,民族群体将不再囿基于地方性知识的生计方式和行为模式,社会成员社会化往往在现代化的手段和工具安排和支配下进行。当前,现代性对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实际上成为市场经济附庸;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从民族生计中心走向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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