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澳门十六浦 > 历史 > 多雨的夏天——干校琐记之一澳门十六浦

多雨的夏天——干校琐记之一澳门十六浦

文章作者:历史 上传时间:2019-07-11

多雨的夏天

傲雪凌霜质,不改四时春

——干校琐记之一

——刘锡诚传(下)

1969年的秋冬,寒露前后,在塞外的官厅水库北岸,已是寒气袭人了。正在干校工地上和泥脱坯干活,突然间接到邮递员送来的一封电报。展开一看,原来是我妻子单位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的军代表发来的,要我立即返京。我拿着电报向连里请了假,便慌不择路地取道延庆县走山路赶往北京。到京后,文学所的一位姓薛的军代表向我宣布:文化部干校不带家属,学部的干部连家属一起到河南罗山干校。你跟我们走!你的将来由我们负责了!在一周内办好所有手续。和平里的宿舍住房要交出去。倒也是,“文联”的名称都不存在了,我们干校名称叫“文化部五七干校”,我所在的连队三连,人员来自原中国戏曲研究院、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原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作为一个已经宣布解散的单位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个不容商量的指令,我一时无语。但潜意识里明白,交出房子就意味着连根都拔了。

李修建

就这样,一封电报和一次简短的谈话便改变了我的命运。单位没有了。住房没有了。拉家带口到河南罗山干校去,从此在北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彷徨。困惑。沮丧。看不见未来。得令后,立即处理家里所有的书籍,连挑选的时间都没有,一股脑儿全都卖给了收废品的小贩,七分钱一公斤。精装硬皮的俄文书,要把硬皮撕掉小贩才肯收。读书无用,文化贬值!原民研会丛书编辑部主任陶建基先生送我的从创刊号起全套的《译文》杂志,我工作后单位发给我的全套的《民间文学》合订本,以及家里唯一的一件贵重物品——一台交流电的五灯收音机,下乡没有电没有用处了,却又舍不得卖掉,就留在了住室的顶柜里,我走后,就留给这间房子的未来主人吧。一周的时间处理了全部家当,便立即返回官厅水库,办手续,拿东西,就此脱离了文化部干校。

我和妻子、七岁的女儿、三岁的儿子一家四口,随哲学社会科学部下放河南的干部一起,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乘火车远赴信阳。中途在明港下车,在那里的一所步兵学校里暂住几天,然后乘汽车转送到罗山干校所在地。在罗山县一个劳改农场里住了一个月左右之后,又迁到了息县的东岳公社。息县是春秋时代息国的故地,贫弱的息国被楚所灭,被赞为“桃花夫人”的息夫人被楚文王掳去,息夫人虽然为楚王生了两个王子,却一直怀念故国、牵挂息侯,与楚王三年不语,最终自尽而死。诗人宋之问有诗叹曰:“可怜楚破息/肠断息夫人/乃为泉下骨/不作楚王嫔/楚王宠莫盛/息君情更亲/情亲怨生别/一朝俱杀身。”关于息夫人的故事,一直在当地流传着。而我们所要去的东岳公社,却原来是一片广袤的荒地,几无人烟的地方。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这封信被称为“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此地劳动。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下放的干部、家属达10余万人。

单身的下放干部,不论男女老少,体强体弱,包括何其芳、钱钟书、吴晓玲等老专家,用汽车直接拉到了荒凉不毛的东岳草滩上。在这片草滩荒地上扎帐篷,打地铺,安营扎寨,脱坯盖房,白手起家建设干校。带家属的下放干部,则在公路边上一个叫做包信的公社所在地下了车。我们一行人来到包信中学,学生们还在停课闹革命,尚未复课,教室都空着,我们便在这里安营扎寨,住了下来。

1969年9月30日,中国文联党组所属的几个协会以及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干部,被一辆卡车拉到河北省怀来县官厅水库的北沿,开始了在文化部五七干校的生活。刘锡诚被分在三连,人员来自原中国戏曲研究院、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原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那里是一望无际的鹅卵石,并无寸地可供耕种。“五七战士”要做的是,从水库里取水和泥,干打垒盖房子。没过多久,一天,刘锡诚正在工地上和泥脱坯,突然接到邮递员送来的一封电报。原来是他的妻子马昌仪所在单位——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的军代表发来的,要他立即返京。到京后,文学所的一位军代表向他宣布:学部的干部连家属一起到河南罗山干校,一周内办好所有手续,和平里的宿舍住房要交出去。刘锡诚匆忙处理完家里的书籍,卖给了收废品的小贩,返回官厅水库办好手续。

包信中学离劳动的干校工地实在是太远,大约有十多里地之遥。每天往返上下工很不方便。这帮知识分子在工地上干完一天的累活后,回驻地的路上的那种景象,不由得让我想起1958年在十三陵修水库的时候那幅残兵败将的图画。过了一些日子,从长远计,连部决定,家属队,包括俞平伯夫妇、美学家蔡仪和乔象钟夫妇等,统统搬迁到东岳公社所在地那个村子里去住。新的驻地与劳动工地之间虽然隔着一条壕沟,直线路途却只有四五里,早晚上下工方便多了。

然后,连同妻子,带着一对幼稚的儿女,一家四口,跟随哲学社会科学部下放河南的干部一起,浩浩荡荡,乘火车远赴中原。他们先在罗山县的一个劳改农场里住了一个月,又迁到了息县的东岳公社。息县是春秋时代息国的故地,到达之后,却发现此地是一片广袤的荒地,几无人烟。下放干部中,单身的,不论男女老少,体强体弱,包括何其芳、钱钟书、吴晓玲等老专家,都被拉到了荒凉不毛的东岳草滩上,在这里脱坯盖房,白手起家建设干校。带家属的,先是住在包信中学,后来搬到了东岳公社所在地的村子里。

这是个大约有百十来户人家的村子。我不清楚这里为什么叫东岳,是否与老百姓崇拜的东岳大帝有什么关系,也许过去街上什么地方曾经有过一座东岳庙,现在没有了?除了公社的办公用房是砖墙建筑外,老百姓的房屋,几乎一色都是土的,或者叫做“干打垒”吧。村里的一条主要街道,是农村集贸市场,五天一集,四周的老百姓到这里来赶集,买卖鸡鸭鱼肉、针头线脑和自留地里生产的农副产品。这条小街,平日里冷冷清清,逢到赶集的日子,才显得热闹起来。几十个带家属的知识分子下放干部,呼啦啦来到这个村子,被分散安插在了农户空闲的屋子里。添人加口,又是些北京来的大干部,使这个本来死气沉沉、静如止水的村子,一下子变得不平静了。

村子里有百十来户人,几十个下放干部的到来,打破了村子的宁静。俞平伯夫妇被安排在一个水塘旁边一座闲置已久的空房里,没有院落。村里人知道来住的是一个被毛主席点名批判过的大名人,全都跑来看热闹。刘锡诚一家四口先是被安置在街面上一间年久失修的破旧门面房里,只有五六平方米,一家四口,只能横着睡在床上。因为房门朝街开,时常有好事者探进头来打量攀谈,让人不胜其扰,后来他们转移到公社大院后院的一间空房子里。连队在村里办了一个托儿所,蔡仪的夫人、古典文学研究者乔象钟被指定为幼儿教师,她很热爱这项事业,全心全意照管和教育这些孩子。刘锡诚三岁的儿子,每天都送到托儿所。

我一家四口被安置在这条街面上一间年久失修的破旧门面房里,对面是村里的供销社。估量一下,大约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样子。临街开了一扇大大的车门,没有窗户,安下那张费了很大劲儿从北京带来的木板床后,就再也没有什么空闲的地方了。一家四口人,只能横着睡在这张床上,虽然挤点,倒也还算安适。客居外地,总算有一间自己的住所了。由于天气寒冷,又要起火做饭,进门就得脱鞋上床,地下是没有地方站的。因为房门朝街开,时常有热情的不速之客探进头来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同你搭话,要看看这家从北京下来的干部,家里是什么样子,有什么家当。一天两天倒也没有什么,时间长了,就难免感到心烦,所以时时得把门关上。然而门一关上,屋子里便顿时黑暗得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于两个活泼的孩子,实在是无法承受的。过了些日子,连部又把我们转移到了公社大院后院的一间空闲的房子里。那里已经住着文学所的王锳和她的女儿和冯志正夫妇一家,我们来了,两个孩子们也有了上学的同伴,他们感到特别的高兴。

在干校,主要工作是干农活,刘锡诚分在菜园班。班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莫过于何其芳,他负责养猪。他以从事文学的热情来养猪,“猪喜我喜,猪忧我忧”,每天提着猪食喂猪,还常常赶着猪群在草地上、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总结出了一套养猪歌谣。刘锡诚的菜也种得非常不错,他和班长辛苦好几天,在井下作业,打出了一眼吃水浇地的水井,还在菜园里种出了尺把长的黄瓜,一时成了干校新闻。当然,也时有不幸的消息传来,听到或看到某人死了,葬在这荒滩野地里了。几声悲叹过后,在各种劳作之中,生活很快又归于平静。

俞平伯夫妇被安排在一个大水湾(水塘)的岸边,一间闲置久矣的没有院落的空房里。消息传来,村里人都知道来住的是一个被毛主席点名批判过的大名人。当老两口在连里同事们的帮助下,带着大包小包来到这间预定的住室时,顿时招来了一团一伙的村民来看热闹,俞平伯就像是动物园里的稀有动物一样,被前来看热闹的村民们伸头探头一遍一遍地观赏着。虽然事先有人草草地把屋子里打扫过,但墙壁和屋顶很黑,是常年烟熏火燎地呛黑的。既来之,则安之。自《红楼梦》研究受批评这么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环境好像并没有影响到俞平伯先生的心情。集市上有各种生活用品和食品出售,我们看到,他常到集市上去买烧鸡来吃。他住的这间房子前面是一片开阔地,没有邻居,可以堆放东西。冬天来了,取暖的事迫在眉睫。俞老先生就找老乡帮他到大集上去买了一车高粱秸来,以备开火作饭和冬天取暖之用。

作为家属,刘锡诚在息县干校已经快两年了,与以前的同事及文化部干校完全失去了联系,心中时时涌现出一种离群孤雁般的孤寂和不安。1971年6月,经过慎重思考,他决定离开学部干校,回到文化部干校去。

为了解放劳动力,让所有的干部都无后顾之忧地参加劳动,连里在村子里办了一个托儿所。蔡仪先生的夫人、古典文学研究者乔象钟先生被指定为幼儿教师,当起了孩子王。她很热爱这项事业,全心全意照管和教育这些孩子,与孩子们的关系十分融洽,很受孩子们的尊重。我的小儿子那年才三岁,不能带他到工地参加劳动,平时就把他寄托在托儿所里。乔象钟先生成了我儿子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我每天送儿子到托儿所,然后再和妻子一起带着女儿步行到工地,下工后再去接儿子回家。七岁的女儿,在包信时,就学会了在野外检柴禾,习惯了农村的生活。只是南方多雨,碰上下雨天,道路泥泞不堪,特别是过村外那条积满了水的水沟时,就不得不卷起裤腿来,赤脚背着她走。现在好了,她可以到村子里的小学上学了。我们常听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女儿早早就懂得了在农村的生活,每天下学回家时,总是先去接了弟弟,还把一捆捡来的柴禾拖回来。

此时,文化部怀来干校已经几易其地,先是迁移到天津附近的著名湿地宝坻县,继而又迁移到静海县的团泊洼。刘锡诚带着小儿子,几经波折,终于找到静海五七干校。三连连长是著名戏剧家晏甬,文革前是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刘锡诚与他早就认识。宽容平易的晏甬热情地接纳了他,帮他安排了住处。军宣队的参谋看了刘锡诚的人事档案,知道他历史简单,家族出身也好,便委任他代替年龄大的晏甬出任连长。连长的主要职责是指挥生产、带头劳动、冲杀在前。刘锡诚推脱不了,便答应下来,但要求只领导生产,至于“创四好”、“活学活用讲用会”、“天天读”、抓“五一六”等政治运动,由指导员郭汉城负责。

1970年的夏天,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多雨的夏天。一旦下起雨来,几天不放晴,道路泥泞不堪,无法出门,集体住在工地上的同事们,就组织学习,我们住在村里的,只好呆在屋子里。那个时代,还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连报纸也没有。农民自己盖的屋子,一般都是黄土干打垒的墙体,用高粱秸和麦草盖屋顶,遇到连阴天,对墙体的威胁很大。一天夜里,我们在睡熟中,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暴雨袭来,一阵狂风把我们住的茅屋的屋顶给揭走了,雨水淅淅沥沥地流下来。怎么办?孤立无援的我们,束手无策,深感到身在他乡的无奈,仓惶中,只好拿出那块包裹被褥行李的大塑料布来,蒙在被子上面,继续躺在床上,度过这个一生难遇也难忘的长夜。天亮了,风刹了,雨停了,担惊受怕的风雨之夜过去了,所有的家当都像是被水泡过的。心情之沮丧是可以想见的。

刘锡诚小时候就学会了全套农活,下放内蒙和到山东“四清”其间,又两次担任生产队长,对农业生产可谓驾轻就熟。他每天背着孩子带队出工,把孩子放在地埂上,给大家念一段毛主席语录或林彪语录,就挽起裤脚,带头下地干活。他还要根据农时的变化,谋划该干什么活儿,不误农时。秋收到了,强调做到颗粒归仓,接着又要往地里送粪,开始冬小麦的播种。还不能忘了给大家讲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鼓动大家抓生产,不忘备战备荒。对他而言,困难的是既要谋划和指挥生产、带头干活、搞好人事关系,还要照顾才四岁的儿子。

这间屋子显然是不能再继续住下去了。连部又出面向公社求援,给我们借了一间屋子。

几个月后,传来了好消息,刘锡诚被分配工作了。在中国文联等文艺单位的干部中,他成了首批从干校分配工作的七个人之一。11月5日,他离开文化部团泊洼干校,到新华社报到,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曾发表于《齐鲁晚报》1995年8月2—3日,如今报纸和电子版都找不到了,部分重写于2014年10月30日

1971年11月至1977年6月,刘锡诚在新华社工作,做过翻译,,担任过驻上海蹲点记者组和驻北大清华蹲点记者组的组长,做过国际内参的编辑。此时,正处于文革后期,历经过多次政治风浪的刘锡诚,行事谨小慎微,工作兢兢业业。然而,毕竟是书生,刘锡诚始终无法适应新闻单位的严格纪律和刻板生活,他的心,还在文学。于是,工作七年之后,他毅然提出调离申请,离开了这份令人艳羡的工作,重新投身文艺界。

1977年7月7日,他来到位于东四八条52号的《人民文学》杂志社报到。《人民文学》是在1976年1月复刊的。时任主编张光年,笔名光未然,组诗《黄河大合唱》的作者,文革前就是《文艺报》的主编;副主编刘剑青,与刘锡诚早就认识;编辑部小说组组长是涂光群,散文诗歌组组长周明,刘锡诚被任命为评论组长,组员有阎纲和吴泰昌。一年之后,1978年6月,刘锡诚和评论组的另两位同事转到了复刊的《文艺报》,冯牧、罗荪任主编,谢永旺为编辑部主任,刘锡诚先任编辑部副主任,后又担任主任,同事主要有唐因、唐达成、阎纲、陈丹晨、吴泰昌、郑兴万、李基凯、雷达、高洪波、李炳银等人。谢永旺、唐达成、阎纲和刘锡诚四人,因身高都在1.76左右,又喜穿米色风衣,并肩而行,颇有声势,遂有《文艺报》“四条汉子”之美称。

直至1983年调离《文艺报》的五年间,刘锡诚在中国文坛最为核心的两家刊物担任编辑工作,参与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在风雨如晦中革故鼎新,迈向新时期的艰辛旅程。

其时的刘锡诚,正是四十出头,年富力强,浑身干劲,全身心地投入到所钟情的文学事业之中。其他同事,亦复如此。据刘锡诚的老同事阎纲回忆,他们在《文艺报》时,“编辑部人员不多但工作效率极高。大家挤在一个大房间里,热气腾腾,像个大磁场,乘兴而来,尽兴而返,不知疲倦地议论,不遗余力地编写,连饭都要打回来吃以便接上刚才的话茬,那份上劲、那份融洽,在《文艺报》的历史上绝无仅有。”那种“热气腾腾”的氛围,恰是表征了一种新的气象和时代精神。

《人民文学》上的文学评论文章,是以约稿为主,提出和确定选题、组织稿件,成为刘锡诚等人的主要任务。刘锡诚甫一报到,就立即进入角色,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组稿工作:

7月16日,刘锡诚和周明一起,来到圆恩寺胡同3号茅盾家中,向他约稿,请他就“四人帮”攻击鲁迅的《风波》写一篇批判文章,因在病中,茅盾没能写稿。

7月18日上午,刘锡诚拜访了周立波,请他结合《暴风骤雨》的创作经验,为《人民文学》的“学点文学”栏目写一篇谈创作与生活的文章。周立波住在一幢简易楼里,条件极差。他说已经很久没有写文章了,对文坛也感到很隔膜了,但还是答应了约稿要求。当天下午,刘锡诚又赶到恩师曹靖华住处,请他写一篇谈谈散文写作的文章。

7月21日,刘锡诚同阎纲一起赶赴天津,来到孙犁家里,向他约写《谈谈短篇小说》的文章。孙犁的住处,顶层已在唐山大地震中被震掉了,许多人都搬了出去,他却坚持留在此地。孙犁和他们谈到了过去相熟的一些人和事,谈到了老婆离他而去,只剩他孑然一身。对此不幸,刘锡诚二人唏嘘不已。孙犁当场答应了他们的索稿要求。

7月24日,何其芳突发心脏病去世。刘锡诚此前与何其芳多有交往,对他非常崇敬,想为他做点事情。征得其家属同意,刘锡诚选择了何其芳晚年所写回忆录中的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予以发表,题为《毛泽东之歌》,其中有毛泽东与何其芳谈“共同美”的话题,刘锡诚非常喜欢。经过国家出版局王匡局长的审查之后,文章在《人民文学》第9期上发表。果然,“共同美”的问题,引起文艺界和学术界强烈关注和探讨。这篇文章与稍后发表的、涉及形象思维问题的《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人民日报》1977年12月31日第一版),拉开了80年代美学热乃至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

8月20日至26日,刘锡诚到广州出差,探访广东文艺界,按照十一大的口径,组织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稿件。几天时间里,他一刻不闲地拜访了广东文坛的众多知名人士,如欧阳山、陈残云、杜埃、萧殷、秦牧、吴有恒、黄宁婴、岑桑、黄培亮等。萧殷和秦牧等人都热情接待,爽快地答应了写稿,并建言献策,直指《人民文学》编辑中的问题。萧殷希望刘锡诚向有关方面反映一下,尽快恢复文艺团体。秦牧心直口快,指出《人民文学》应为天下先,应做到挥洒自如,大刀阔斧,敢作敢为,人家不敢发的,你们要敢于发。希望能在《人民文学》上读到有思想性的、有创见的理论。让读者打开每一期刊物,都能产生新鲜感。

数年里,刘锡诚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文坛,如1978年3月中旬奔赴武汉三镇,下旬来到河北组稿,9月出差湖南和广州;1980年4月考察了贵州文坛,接着又到四川组稿……每到一处,刘锡诚都要拜访当地知名作家,召开座谈会,考察当地文坛动向,发现新人新作。由此,他与全国作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澳门十六浦 1

《文艺报》文学评论组

本文由澳门十六浦发布于历史,转载请注明出处:多雨的夏天——干校琐记之一澳门十六浦

关键词: 澳门十六浦